三个年轻人经营一家猪肉店。罗有为、和廖从左起。
廖在屠宰场把猪肉装上车。
罗静在一家猪肉店的后面写作。
突然下雨了，夫妻俩收了车，进了猪肉店。
廖当公务员的时候。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罗静以前的工作照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9岁时，廖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决定做一名“猪肉佬”。
父亲叹了口气，“初中毕业就可以卖猪肉了。你在大学干什么？”村里家家都养猪，最早建大房子的都是“猪肉佬”。但他不希望儿子走上这条路。他努力了一辈子，就是为了不让儿子走上这条路。
但这个“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两年来，他欠下近200万元债务。逾期、断供、放贷机构各种方式催收，那些罚息、违约金压在他身上。他做过直播游，卖过螺蛳粉，追过风赚钱，但都失败了。
在谷底，他学会了自洽，说:“你拿着剑哪儿也去不了，只能拿着猪肉刀。”“我们靠劳动挣钱，没什么好丢脸的。”
猪肉佬
在广西柳州市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菜市场，廖熟练地剔骨、分肉、开猪蹄、洗猪大肠。
他每天早上3: 30到达屠宰场。白猪倒挂，像寿司一样转圈“出厂”。廖莫砺锋穿着雨靴，踩着沾满鲜血和猪毛的地面，抱着自己挑选的猪，向前走去。他只看到猪肉。
当他第一次卖猪肉时，他不得不穿着旧衣服去屠宰场。一旦猪血溅到他身上，他必须马上回去换衣服。现在杀猪，卖肉，见朋友宵夜都穿一样的衣服。“身上总有一股猪肉味，可能还有猪毛粘在上面。”
廖是原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务员。深蓝色制服上有唯一编号，帽子上有国徽，还有出勤执法证。他开车上班，有时会处罚有违法行为的商家。
卖了猪肉后，他“从行政执法人员变成了执法对象”。他的“坐骑”变成了一辆“散架”的二手铃木汽车。去屠宰场的时候，后座放下来，盖上绿色的篷布，上面铺着两把生猪肉扇。回家时先开窗闻闻，再还原后座，让人和猪“空重合”。
“城管来了！”廖和迅速移动他们的滑板车，在街上大喊大叫。罗静的脚背压着整辆车的重量，一旦车轮碾过她的脚，“我感觉自己要摔成粉碎性骨折了。”
罗静话不多。车停了下来，系上围裙，拿起刀，熟练地分割猪板油。整个肉店很难找到一个没被猪油沾湿的地方，店里的塑料板凳比其他地方都亮。
欠债后，她成了廖的“前妻”的妻子。她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还债，一岁的儿子由她抚养。罗静离婚后没有离开家。她和廖一起卖猪肉，是的“最好的朋友和战友”。
“很多人看了他的故事，嘲笑他，但他却能特别坦然地面对，把以前的同事发展成客户。”罗静钦佩他。而她也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猪肉摊前的日子和别人的眼光。
廖经常在屠宰场遇到村里的叔叔和兄弟。有人调侃说，看了这么多书，我们还在同一条路上。
另一种方式。
廖从小就被家人寄予厚望，想走另一条路。
他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抱着“养儿防老”的观念，父母接连生了四个女儿，生下他后彻底告别超生票。
他几乎没见过父母闲着。他们凌晨三四点起床干活，种地，磨豆做豆腐，养鸡鸭几百头猪。他们不懂循环经济，但他们有农民的算盘——喂猪需要饲料，豆腐渣可以做饲料，豆腐可以卖钱，猪粪可以做果树蔬菜的天然肥料。
最辛苦的工作是在夏天，当太阳火辣辣的，廖和他的父母去割水稻，水稻发痒他的腿。廖讨厌蟾蜍，但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在花生秧旁等着他。腰上的旧伤是高三暑假摔的。他在收稻子的时候，趁着父亲午睡，一个人扛了几十袋米上楼。
廖的父母坚持对孩子的教育。他们告诉孩子，只要他们有能力上学，他们的家庭就会想办法供养他们。“那是父母的责任”。最后，五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这在这个村子里很少见。为了送他们的孩子去城市学习，农民们存了一大笔钱。每个孩子学费800元，每学期学杂费300元。那是1999年，广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972元。
廖和她的第四个妹妹与他们的祖父母住在他们的叔叔或阿姨家。我姐姐和奶奶睡在床上，廖和我爷爷打地铺。只有在爷爷生日快到了的时候，他们才能看到骑着二三十公里，背着粮食水果进城的父亲。
周末的时候，姐姐和哥哥去工地捡废铁，卖的钱换成椰子糖、雪米糕、方便面。
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一个场景，他的哥哥和姐姐经常站在亲戚家的阳台上发呆。他告诉他姐姐他想念他的父母。“她说她也想，我们俩就抱在一起哭了。”
他事后分析，这可能是他大学毕业后一直想回老家工作和父母在一起的原因。
廖的父亲从来没有在孩子面前提起过“钱”，也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他很强壮，所以他是村里第一个盖楼房的人。因为他钱不够，三层楼的房子盖了两次。廖给的印象是，他的父亲总是严肃而疲惫。他很少和父亲亲近。他总是安静，顺从，胆小。“不要让他(父亲)注意到自己”。
家里不会有“出格的事情”。早年，六合彩赌博在农村很流行。大毒枭在他们的邻村贴着汉白玉的豪华别墅，里面有游泳池，亭台楼阁，还有麒麟石兽。“三代人都没人碰过那些。”廖的父亲说。家里“代代相传”的故事是，廖的爷爷是镇上唯一一个考上柳州高中的，柳州高中是全市最好的学校。
发起人廖意识到，虽然他的父亲在村里很体面，很自豪，但在城里的一些人面前，他总是被人瞧不起。大人之间的谈话刺痛了孩子。
廖曾经立下志向，要赚大钱，让父母不那么辛苦，让人家看得起他。
2011年，廖被吉林大学法学院录取。当他收到通知时，他跳得很高，一个一个地给家人打电话。父亲在镇上的酒店里请了10桌亲戚朋友。
后来他考上了公务员，父母在村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全村人都知道“廖要进城做官了”。结婚时，父亲担心“对儿子影响不好”，婚宴从计划的80桌减少了一半。
但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下跌猝不及防。今年3月，这个“全村最好的孩子”从公务员变成了“猪肉佬”。
掉落/掉落
廖工作后，他的父母付了全款在城里买了房子。我家也有钱，妈妈种葡萄，爸爸在屠宰场做生意，一年收入近20万。
他的月薪是3000多元。他和罗静喜欢在周末去公路旅行，他们经常去他们乡下的家乡。每个月油钱接近1000元。他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他应酬很多，有时候一个月，20多天都有酒局。我的儿子比预产期提前了几天出生。当罗静晚上进入产房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在从派对回来的路上。
他一直渴望朋友，想融入热闹的群体。小时候他不看别人看过的动画片。班上几乎每个男生都有一个“会闪光的溜溜球”。他已经饿过两次了，用早餐钱买了个基本款，不会反弹也不会闪。他能融入城市孩子圈子的方式就是一起玩网游。有一段时间，他半夜溜到网吧，把枕头和衣服堆成人形，埋在被子里。
他希望在城市立足，让父母过上不工作的生活。
“他帮了我。”廖的父亲说。
廖不想多提他当公务员时做副业的经历。寥寥数语拼凑出了夫妻俩创业的轮廓:罗静在一家物流公司实习，他们试图加入快递站点。快递站也像一个“联络站”，他们在那里结识各种各样的商人。
廖还与县里的那位学长建立了联系，他在柳州经营着一家大型二手车经销店。他进入这个圈子，学会了做二手车生意。一辆车能赚六七千元，是他工资的两倍。
2019年，学长找他借钱，邀请他投资一家二手车经销分公司。廖拿出自己的积蓄，父母种葡萄攒下的钱，还有朋友和银行的贷款，一共投入了80多万元。
但是朋友拿钱投资P2P公司，人跑了，廖的钱也去了。
那时候点对点借贷很疯狂，有时候他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和一张手机卡就可以在一些网贷平台上借钱。有的身份证是假的，手机卡也是假的，授权网贷平台读取的手机通讯录也是假的。“借钱把卡扔了，就不用还了。”
廖后来得知向对方集资近20万元。他没有像其他债权人一样去法院起诉对方。他觉得对方家“只有老婆带孩子还债”不容易。
他卖掉了父母买的商品房，还了部分债务，又贷款买了两套公寓。他的计划是，还完房贷，两套公寓的租金可以用于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养老。
他买的公寓在市中心会展中心附近，这是一个“有潜力的黄金地段”。以房屋的租赁性质，开发商担保，廖购买房屋并签订租赁合同经营酒店。酒店每月支付的房租可以抵消月供。签合同的时候，房子外观已经完工，只剩下室内软装。
后来酒店不开了，没有租金，也没有房产证，开发商就遇到了经济危机。廖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的房贷。
廖填不出那些数字。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要还近5万元的贷款。他陷入了以贷养贷，以卡养卡，拆东墙补西墙的怪圈。
没过多久，他同事和村里邻居的手机上也出现了催款电话，还有人坐在父母家。
核实
2020年1月，廖辞去公务员职务，第一次向妻子坦白了自己欠债的具体数字。这个数字几乎是罗静预期的10倍。两次投资失败后，廖负债近200万元。
罗静记得当孩子们出生时，他们的债务完全爆发了。为了省钱，包包已经被缩减到只有几样必需品。那孩子穿了一件破衣服，廖见了流泪。
他有了自杀的念头，孩子成了支撑他的力量。廖想快点还清他的债务。他不想让儿子体验小时候穷的感觉。
他有过创业的经历。大学毕业时，他在柳州供应营养餐。他每天凌晨4点去农贸市场购物，中午12点送完午饭就回去休息。他是采购员、厨师、社区维护和发展经理以及外卖员。好的几个月，他一天能赚几千块。
但没过多久，外卖平台就在当地拓展市场，拉商户入驻。他拒绝了平台，但没有争取资本，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辞去公务员职务后，廖决定抓住这个“风口”。
他看到身边很多人发了财，有的去义乌批发雨伞，3块钱一把，在团购网站上卖到19.9元，每个月有上万笔交易；有人做当地农村生活的短视频，积累了十几万粉丝，在Tik Tok卖咸菜，月现金流几十万元。
一切看起来不难，但廖总是落后“风口”一步。
Vlog火了。他想和朋友们一起成为一名旅游博主。无人机买好了，路线规划好了，新冠肺炎疫情来了。在他上路之前，旅行拍摄的生涯就结束了。
2020年3月的一天，在微博里搜索“买不到螺蛳粉”。当时柳州街很多螺蛳粉店都关门了。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柳州人见面互相打招呼。除了问“买口罩了吗？”，意思是“你家里买过螺蛳粉吗？”
廖和认为这是一个商机。不仅本地人离不开螺蛳粉，全国各地都有很多螺蛳粉的“粉丝”。
在批发品牌卖螺蛳粉只能赚到很少的辛苦钱，于是夫妻俩决定自己做品牌。他们找代工厂，注册商标，花两三千元请人设计包装，去外地跟朋友学网络销售，请朋友的朋友介绍网络名人主播帮忙带货。
他们总是对父母隐瞒辞去公务员职务的事。
廖莫砺锋白天出去开汽车，晚上在直播平台卖螺蛳粉。直播时间为晚上7:30-12:00。他的网名是破产兄弟。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有两三千人看。冷清的时候，父母手机也是静音模式，直播间人数勉强凑成两位数。
半年过去了，创业的收入比之前当公务员还低。讨债的呼声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对夫妇陷入了焦虑。
我想那段时间罗静刚满一岁的儿子有点抑郁，他们很少拍他笑的照片。
只有她的网文有一点进步。她在不同的平台注册了十几个账号，每天写文章到半夜以后。她根据阅读量，分析不同平台的受众群体和阅读偏好，给用户“画像”。
老年人用户最多的平台，她写过50岁女性的穿衣建议，退休后最好的生活方式，65岁老爷爷的相亲感受。“你还可以多放几张照片。增加阅读时间会增加收入。”
一年时间，她已经积累了超过10万的粉丝。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她每小时能写两三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月入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今年3月，一位做快餐的朋友向廖建议，不如杀猪。卖猪肉一天能赚几百块，好的时候能赚几千块。
廖犹豫了几天还是答应了。
回到一个位置。
在卖猪肉的头几个月，廖派了一帮朋友，特别是去堵同学和以前的同事。他反复强调，卖猪肉不觉得丢人，真正丢人的是半途而废。坚持不了，抑郁了就会被嘲笑。
他请村里的人来店里教剔骨和猪蹄，学费他出。“师傅”比他小一岁，卖猪肉10年了。有些技术很难学，他学了十天。
廖不怕别人议论自己。更让他难受的是“让父母丢脸”。
他几乎是市场上最勤奋的猪肉佬。早上他在当地屠宰场买了一头猪，适当降低价格，早上就卖完了。中午开车一个多小时到邻市的屠宰场再买一只，等到下午4点多在菜市场卖。别人一天卖一头猪，他就卖两头。收入翻倍的代价是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那辆二手车半年开了两万公里。
卖了半年猪肉，决定把廖的故事发给一家自媒体公司，“警告年轻人不要借那么多钱。”她曾经见过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银行白领。她欠了400万后，就去拿外卖还债了。
但她本人并没有出现在文章中。“还是有些好面子的。”罗静说。
罗静很漂亮，成绩也很好。”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女孩应该多看看这个世界。“她离开广西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她“被消费主义毒害”，买了名牌包和衣服。当她第一次卖猪肉时，她想藏在隐身衣里。
媒体拍了廖的工作照，她特意搬出了镜头。然而，她试着问:“可以用化名吗？”对方同意了，但最后不仅用了真名，还放了一张她的照片。
当地某论坛转载了相关报道，帖子几乎都是负面评论。“这人脑子有问题”“肯定是某公务员贪污被撤职，现在要洗白”…罗静迅速联系管理员删除帖子。廖并不在乎这个。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还钱更重要的了。
今年9月，罗静的父母爱他们的女儿，并派他们的儿子罗有为来支持他们。来猪肉店的第一天，罗有为把屋里屋外都打扫了一遍，把积起来的脏衣服都洗了。女朋友休假的时候，他把它带到店里帮忙卖肉。
对于23岁的罗有为来说，姐夫廖无疑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但罗有为并不讨厌他，因为“他很多大话不会说”。他称赞廖学习成绩好，当过公务员，遇到困难甚至回去杀猪养家。
罗微主修道路和桥梁工程。去年，他和同学被分配到富士康实习，在流水线上做麦克风生产的一个环节。实习结束，他们依依不舍，“厂里每个月2300的底薪”。
目前同学们都在找工作。有人想去工地学工科，有人打算去装修公司学室内设计。水力发电也是不错的选择。他是唯一一个来猪肉店实习的人。
廖上新闻后，罗有为发了一张新闻照片到朋友圈，他被镜头扫进了那张照片。他觉得自己应该现实一点。“很多都是假名。”
债务人
廖在某媒体的建议下开了，外号“吉大猪肉哥”，粉丝一万多。给他留言的人足以组成一个“债主联盟”:海南某公务员自称投资了一个农场，因疫情损失严重，欠下200多万元债务；一个在电力系统工作的90后，借钱投资，玩虚拟货币，负债累累，现在还不起。
也有负债的年轻人从外地来，想以廖为师学卖猪肉。最真诚的(化名)和廖同岁，出生在湖北农村，那天在离猪肉店几百米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他欠了点对点借贷平台和银行30多万。
陈明告诉，他是来让辽发财的。他手机里还有证券交易软件，股票已经吞噬了他近30万的贷款。
他过去在一家电子工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早上七点半进厂，下午六点下班，吃住，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他不想只挣死工资。工厂里有许多有理财观念的工人，陈明是他们的追随者之一。
罗有为见过工厂里那些“布道者”，股票、基金、比特币、以太坊、dogecoin，讲得头头是道。
陈明总是说他“不走运”。“卖的股票都涨了，他手里剩下的都跌到谷底了。”
来到他称之为“赶时间”的猪肉店，他急需找一份能快速赚钱的工作。他不敢在公司求职，交社保时会留下“痕迹”。讨债公司总能根据这些信息查到他工作的公司，拿到通讯录后给同事一个个打电话。
“我们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如果你欠的(钱)多了，或者欠的时间长了，你根本不想面对。”陈明说:“我很困惑。”
廖能理解的感受，他愿意教他卖猪肉。
在屠宰车间，接过廖递过来的工具刀，在猪毛上刮了两下就站开了，太脏了。廖拿了猪肉回店里卖肉，回出租房补了觉，然后晚上八点半出现在店里。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陈明用食指戳了戳案板上的猪五花，然后把手缩回到袖子里。”从凌晨3点到晚上10点你算几个小时？”
他对廖有些失望:一个上了新闻的人还在卖猪肉。
不久，陈明从猪肉店消失了。
自我一致性
猪肉店中午会关门4个小时。他们会开车回10公里外的农村老家，和父母一起吃午饭，陪陪1岁8个月的儿子。廖也能睡上两个小时。
罗静仍然坚持更新文章。有时候她凌晨4点起床，7点准时带着电脑出现在猪肉摊前。猪肉店的里屋是她的“办公室”。卖猪肉累了，她就进屋写几篇，中午晚上总能挤出两三个小时。
下午，烈日当空，廖的父亲戴着草帽蹲在他家旁边，抠着米粒里的沙子。几年前，他因为脑溢血住院，无法外出工作。他买了个酿酒机，在家赚钱。
父子偶尔会为债务争吵。“你怎么能借这么多钱？”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父亲安慰他。“身体重要，钱慢慢还。”
廖至今仍不敢去想那200万元的债务。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猪肉卖好。身体疲惫可以帮助他入睡。那些“985”“公务员”的标签正在离他而去。他答应父亲，就算卖猪肉，也要比别人卖得好。
今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正式生效，全国首家个人破产管理机构在深圳成立。11月8日，深圳中院裁定了首例个人破产清算案，一个“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过了免检期，不用还了。
那对卖了一晚上猪肉的夫妇看到了这条新闻。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个人破产”。“你欠钱，不还，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不还利息的感觉真好。”罗静说，“如果不用还，能天天陪着孩子，我觉得好幸福。”
“还钱”成了廖和的口头禅。
第二天，法院给我农村老家发了传票。他们“被法院工作人员的态度所温暖”。看了有关廖的报道后，对方总是鼓励他们说别担心，慢慢就过去了。
廖被拉进了吉林大学的校友群。校友鼓励他，卖猪肉不丢人，不要放弃，慢慢还债。他们同意今年冬天买廖的腊肉和香肠。
廖和有时觉得生活很苦，他们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眼睛是的，浑身是油脂。有时候觉得“不在乎物质，幸福感高很多”。
凉棚下，廖在挂腊肉，孩子们在玩积木。他腾出双手抱着孩子们，闻着熏肉的味道。不远处，芭蕉叶在雨中滴落。他用甘蔗熏腊肉，孩子扛甘蔗。他夸孩子是孙武空。在肉摊边，猪尾巴耷拉着，罗静在腰上贴了块膏药。看到一只蜜蜂“偷肉”不下十次，他笑着说，终于明白这几天为什么不赚钱了。
他们珍惜每天陪儿子4个小时的短暂时光。儿子抱着公鸡在院子里跑，比同样牙牙学语的孩子更早认识“猪脚”和“排骨”。
罗静觉得他也变了。她找了更多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本科毕业后直接来到公司做副总，直接让公司损失近亿元。任把放在基层多年，然后就来了现在的。
当别人故意带点讥讽地提到她是卖猪肉的时候，她学着廖的样子，把自己做的香肠和腊肉介绍给了对方。
我希望罗静的孩子们能受到他们的“正确影响”。爸爸卖猪肉，这是他的职业之一。
他们准备开车去学手工腊肉的秘方。冬天来了，鲜猪肉卖的很慢。他们不得不延长猪的“产业链”。
廖每天例行给瘪了的左后轮胎打气。他对自己说:“每天都要振作起来。”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马玉萍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