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襟危坐，试图能够在这位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的胡海玲女士面前装出几分专业媒体人的严肃姿态，然而她“噗呲”一声笑了，直拿我的样子开玩笑。我也跟着笑了会儿，这才发现她好像是刚刚才学会应该怎么去笑。她的笑声延长以至于让人觉得有些狂放。
她是我的母亲。
图片发自中青校园App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便迅速恢复了严肃，而她确像是有些许失望似的合拢了嘴唇。不到半秒钟她便又露出了两颗门牙。肿瘤对于母亲来说一直都是她的一大痛处，我便想方设法回避直言这一字眼。半晌我终于开了口：“你还在看那本《次第花开》吗？”眼角的余光忽然间瞥见茶几上原来堆着上下《次第花开》的位置现在安放着一本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爱读的《过把瘾就死》。
“什么呀，信它全无用处。”母亲几乎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随后她便直言不讳地讲起了自己的病后调养时的种种见闻。
我依稀记得《次第花开》是姨妈在母亲病后送给她的。那是一本佛教方面的书，本年前曾被母亲视为心灵慰藉的良药。我着实诧异于母亲现在的这番态度，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对自己病情侃侃而谈的人竟会是我的母亲。
天也游戏
2017年年末，正是挑灯夜读苦战高考的关键期。父母起早贪黑忙乎着后勤工作；社区物业人员贴心地在各楼道张贴“静楼”倡议书；往日楼下大声吆喝的摊点小贩也都纷纷以告示的形式代替叫卖。久坐书房，只觉任何经过楼道的人似乎都刻意放轻了脚步；眺望窗外，纵使深夜也能看见隔壁楼上灯火点点。远处传来的车笛声总是来得短促，赶路的司机似乎在说：“哦，差点忘了，得安静。”
一切都在平静的外衣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她与这一切一样的安静。我气急败坏地推开书房的门，飞也似的冲到餐桌旁一屁股坐了下来。“谁能想到‘第二定义’！”我开始吐起槽来。桌子上的菜汤似乎也随之一震。我得承认直到高考前自己也不能熟练地掌握椭圆的“第二定义”。父亲饶有兴致地听我毫无章法地控诉着，偶尔点几下头。这时母亲好像说了句什么，我已经不能够记得了。随后她离开餐桌僵直地趴在沙发上。我继续嘴巴上的那些，目光几乎没有离开听我倾诉的父亲。
后来的几天，母亲食量大减，也逐渐变得沉默寡言。她总是简单地推说腹部不舒服，但是几乎每一次我从书房出来她都是同一副姿态趴倒在沙发上。久之，我发觉些许异常，于是经常伏着门偷听父母的言谈。父亲模糊的焦虑声和母亲的叹息使我不胜恐惧。有时我也会询问他们，每当这时父亲总会敷衍了事，母亲更是对我讳莫如深。据母亲回忆，她每次听到我提及健康之类的话题都会被吓得魂不附体。
元旦当日，父母无故消失了一整日。事后我并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于是乎我偷偷查询父亲手机里的浏览记录。当时父亲一把夺过手机并没有说什么。然而我不会忘记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胆管癌”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汇。
父亲在一旁一言不发神色凝重，手中的太极球已经不知转了多少个来回。有顷他才开口：“当时是怕你俩知道，但瞒不住啊。”可以看得出，时过境迁父亲的双眉倒是比当初敷衍我时蹙得更深。我赶忙不上一句：“其实没有必要。”父母对视，会心一笑。
元旦之后的每一个晚上，我踏入楼道，沉重感不请自来。每次站在防盗门前，我都会知道，一门之隔的里面现在毫无希冀的会是一片漆黑。往日带着最热情的招呼声为我应门的父母如今距我百里有余——母亲住院了。
母亲住院了？我的母亲住院了？木已成舟的事实我却难以接受。我也幻想过这不过一场梦，会有醒来的时候。这毕竟只是幻想。
母亲在一旁不免羞愧地说：“当时特怕被扎针。”脸上浮现出孩童般地天真。
良性息肉真的良性？
“妈妈，为什么你的名字排在第二个？”小时候我在一群叔叔面前故意问道。
“这还用说？你妈妈是领导！”一个叔叔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提高了音量回答道。我只记得我很得意。也许作为孩童的我只能体会到一种自豪带来的膨胀。殊不知是什么母亲是凭着什么给我带来这份自豪。
任何接触过母亲的人对母亲的评价总会在工作态度方面表现得出奇的一致——勤劳负责。母亲出生于农村，独特的成长环境赋予她对工作的热情胜过对自身的关注这一特性。步入机关单位后，她是单位里出名的工作狂人。用父亲的话她是“唯一会带卷宗去约会的女人”。也正是这样的工作热情，母亲一直没有过问十多年前就已经在体检中检查出的胆囊息肉病症。
胆囊息肉是胆囊壁向腔内呈息肉样突起的一类病变的总称。它在病理上有良性息肉和恶性息肉之分。良性息肉更为常见，但是良性息肉在不被管控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病变。
我曾一度表达为未能提醒母亲及时就医而懊悔。父亲沉默不语，用手指着母亲，希望我的话不要被她听见，尤其是“懊悔”二字。
痛苦的乐观
看着茶几上的书变了个样，我再三询问母亲怎么不再读那本《次第花开》。
“人想开了不是在表面上（看起来的想得开）。”母亲微微顿了一会儿说道。
据母亲回忆，我的姨妈送给她这本书的本意是希望她能够通过研究佛学来达到乐观。起初她真的苦苦寻找乐观的奥秘，于是乎她“说服自己相信这些”。母亲本对佛教理论毫无兴趣，在她看来，中国人平日里不信佛，却在危难时刻总爱求佛祖保佑。但是所谓的保佑只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她常常自嘲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倒是真正有着作用，到头来却很少有人像拜佛那样虔诚地对待它。而在疗养期，母亲的这些观点似乎变得无足轻重，却是对那本佛学理论书爱不释手，并且向我和父亲宣称自己已经豁达了。
“那一阵子最可怕的时候就是早上，因为精神清醒，会突然意识到‘修来世’什么的都是假的。”
“那么然后呢？”我问道。
“继续看那些子书，直到自己再一次相信。”
胆管癌患者术后常常难以正常消化食物，一般的解决方法是餐后散步以助消化。母亲遵从医嘱每次饭后行六千步。最近微信运动恰好能够提供所行走的步数，于是母亲每次饭后散步便握着手机让微信运动告诉她现在还差多少步。“差不多感觉舒服就行了。”父亲见母亲总是焦虑地看着显示着的那个数字宽慰她。“还差一百步。”这几乎成了母亲固定式的回答。我有时会想，她像是担心自己会因为少走了一步而贻误疗养效果。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一天晚上母亲刚刚满意地算出自己已经走完了晚上的六千步并准备休息。突然她惊叫起来：“刚刚明明走到一万九了呀！怎么少了一千？”实际上她这时误拿了父亲的手机，而她自己的手机屏幕上一万九千多的数字丝毫没有变动。
母亲之前从未承认自己饭后的散步是疗养的需要，总是称其作用仅仅是锻炼身体。她会用各种语言和神情来表现自己对这种自愿性的锻炼多么热衷，然而竟会被手机app上的一个数字给击垮。
如今再问及那件事，母亲显得有些惭愧，忙笑着推说没有这样的事。
提及对医生诊断的认可度，母亲透露，自己起初宁可不去相信病历本上写着的内容。她说，当时自己倒是希望网上的医生能够给出没那么严重的诊断。在网上她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病症讲得少些、缓和些，试图以此给自己安慰。然而终事与愿违，网上的诊断甚至比线下医院来得更严重。“我是他们说的第六种死法。”母亲在一个早晨曾向父亲抱怨。父亲简单地回了句“净瞎说”。我虽然不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但是我能想象父亲说出这简短的三个字时的内心波动。母亲夺门而出。然而我依稀记得某天早晨那个防盗门曾被“砰”的一声扣上。
中午母亲提着一袋子菜若无其事地回来了。
母亲沉思了一会儿，也是这时她才恢复严肃。当我提到病中被人探望时，她扭了一下脖子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
今年暑期，家里的门开始习惯于为各位来访者打开。茶几上和母亲的床头也陆续摆上《次第花开》《星云禅话》《联合国倡导吃素》等书籍；各种精致的果篮和鲜花挤满了整个存储室。母亲曾愁眉不展地对着一束康乃馨叹息：“艳得耀眼！”然后又得换上笑容迎接下一批客人。
“呦，胡检气色不错呀……”
……
努力忘却才是痛苦
母亲向我炫耀自己再次栽上的几棵多肉，它们之前被家里收养的流浪猫拨弄得面目全非。
“妈，你是怎么改变的？”
“能怎么改变？顺势呗（顺其自然）！”
如果不是怕被人调侃自己有俄狄浦斯情结，我得承认，眼前的母亲似是经历了一个逆生长的过程。回顾去年夏，眉间紧锁，形容憔悴；且如今年春，春风满面，容光焕发。母亲依旧瘦削，但是却瘦削得恰到好处。生病前为身材担忧，母亲常因体重秤上的数字而节食好久。术后看到自己极速下降的体重，她又会自欺欺人似的夸耀一句：“身材不错。”然而却又总借着饭后时机去称量体重。
母亲如今已经很少刻意地在乎这些，至少在我踏入家门的三天里，她没有一次会丢下饭碗火急火燎地跳上那个秤。有的只是偶尔提到体重时来一句“得赶紧增重”。
她不再上下求索所谓“表面上”的想得开。自己也承认：“越是想忘记越痛苦。”这或许也正映衬了之前对着康乃馨叹息的原因。
母亲希望自己是病人又不是病人，就像史铁生说的那样“人们既记得又忘记了我们”。不记得是哪天，母亲突然给远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发来一首《浪淘沙》，全文如下：
碧落穷万里，艳阳普天，谁料霹雳震天际。骤雨浸衣透骨寒，天也游戏？云淡风轻时，笑靥如花， 呼姊引妹备亲昵。作美天公今何在？佑伊近祺。
“你姨妈填的，”她激动地在视频通话里说道，“你看看最后一句是‘佑伊近祺’好，还是‘重佑近祺’好。或许不符合格律……”
我任凭她在那头陶醉着，心中很暖。
母亲对自己的病直言不讳，并多次叮嘱我科学饮食。她看来生病很痛苦，但也是一种经历。我不再试图去探求母亲转变的契机，或许并没有什么契机。如果真的有，也绝不是靠《次第花开》里的“净土”、“修来世”伪装出来的。如今我不再担心让母亲记起自己依旧是个癌症患者，而是担心那只猫再去拨弄母亲的多肉。
在写这篇稿子前自己确实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我究竟要不要去采访自己的母亲？这其中的考虑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担心给母亲造成心理上的负担，另一个是担心自己选择在选择采访对象方面是否有点投机取巧的成份。
应该说当我还在返乡的飞机上时对母亲的情绪把握都没有十足的信心。我尤其担心母亲依旧如以往那样“自欺欺人式”的乐观，然后为了成全我的期末作业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接受我的采访。如果现实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便绝不会采用这个题材。可是据我两天来的观察母亲应该是已经摆脱了之前的状态，采访应该不会是一种伤害。对我来说母亲的病也是最沉重的话题。让我提及母亲的病无异于重温一年前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心理。它的难度不亚于重新找一个不那么“投机取巧”的采访对象展开采访的难度。此外我认为母亲是众多恶性肿瘤患者中的一员，或许她的心理转变过程能够对其他患者有所启发。假设我为了同样的话题千方百计地去采访另一个肿瘤患者，倒不如采访母亲来得更全面详细。
投稿：兰州大学 李一子
